宋  儉

    關于政治安全

    “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復雜，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

    “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的立場是膽子要大、步子要穩，既要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后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上發表演講時強調

    “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2013年10月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上強調。

    “第一位”的根本性問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什么是當前中國的“根本性問題”？我們不妨先來看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是如何認識和闡述這一問題的。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習近平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斗、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要“緊緊圍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要“把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的聚焦點、著力點、落腳點”。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強調：道路問題是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道路就是黨的生命，黨的十八大精神，說一千道一萬，歸結為一點，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這些重要講話精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在習近平的思想中，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當前中國“第一位”和“根本性”的問題。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鍵則是全面深化改革。在2012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次集體學習中，習近平強調，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中國的今天，也就沒有中國的明天。改革開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開放的辦法來解決。要積極回應廣大人民群眾對深化改革開放的強烈呼聲和殷切期待，凝聚社會共識，協調推進各領域各環節改革，努力把改革開放推向前進。在2013年8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習近平深刻指出：全面深化改革關系黨和國家工作全局。實現黨的十八大描繪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偉藍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實現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都要求全面深化改革。

    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正是在介紹中國正在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方案時，談到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的，選擇這一時點，意味深長。改革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關系調整，涉及各方面體制機制完善。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當前改革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個時候必須一鼓作氣。瞻前顧后，畏葸不前，信心動搖，甚至放棄改革，中國改革開放35年取得的進展將可能前功盡棄。所以，當前中國的“根本性問題”說到底就是堅持全面深化改革的問題。因為“最根本的是，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也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全面深化改革，警惕兩種形式的顛覆性錯誤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再次闡述了這一“底線思維”：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反復強調，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全面深化改革為主要議題，是我們黨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在新形勢下堅定不移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基本要求，堅定不移高舉改革開放大旗的重要宣示和重要體現。

    那么，在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根本性問題上，我們要警惕和防止什么樣的“顛覆性錯誤”呢？

    我們首先需要警惕和防止的顛覆性錯誤是否定改革開放、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錯誤認識和錯誤思潮。這種極“左”錯誤思潮從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就一直存在，從來沒有銷聲匿跡過，并且在黨的十八大以后，又趨于活躍。他們無視中國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有意曲解和放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困難和問題，指責“現在中國進行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的改革，是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的改革”，“現在所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主要特征來說，實際是走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邪路”。他們甚至全面否定“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認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理論和錯誤的思想為指導的錯誤路線”，攻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錯誤、邪惡之路，資本主義之路”，是“使國家和民族走向毀滅的絕路”。他們主張要徹底改弦更張，“再來一次全面撥亂反正”，實際就是要徹底顛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開放路線，讓中國重新回到封閉僵化的老路上去。

    另一種必須警惕和防止的顛覆性錯誤是背離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這種顛覆性錯誤又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企圖改變中國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他們在經濟上鼓吹“私有化”，要求取消公有制主體地位；政治上要求取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文化上宣揚西方的普世價值，否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實際是要使中國的改革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另一種情況是打著“改革”和“中國特色”的旗號，利用手中掌握的權力和資源，瘋狂謀取個人和小團體的私利，漠視人民群眾的利益，罔顧國家民族大義，形成利益固化的藩籬，而當改革危及到他們的自身利益時，他們又極力阻礙改革的深化和改革共識的形成，他們的行為完全背離了黨的宗旨，背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富裕、公平正義的根本原則，背離了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的方向，嚴重損害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民意基礎，是危害性更大的另一種形式的“顛覆性錯誤”。

    八屆三中全會：黨在根本性問題上犯顛覆性錯誤的重大教訓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曾經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過顛覆性的錯誤，留下了極為深刻而沉痛的教訓。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曾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國階級關系和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進行了正確的分析，提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的實質，在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解決這個矛盾的辦法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實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為此，會議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中共八大的路線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一條正確的路線并沒有能夠得到堅持，一年以后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隨即改變了黨的八大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認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此后，更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問題上愈行愈遠，直至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從而徹底顛覆了黨的八大制定的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正確路線，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類似的教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亦不鮮見，最深刻的當數前蘇聯在改革的進程中，動搖和放棄社會主義原則，放棄黨對軍隊的領導，最終導致蘇共喪失執政地位，社會主義在前蘇聯和整個東歐遭遇失敗。可見，在根本性問題上一旦出現顛覆性錯誤，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

    改革開放作為一場新的偉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風順，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改革和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需要解決的問題格外艱巨。在改革開放這一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根本性問題”上，要防止出現“顛覆性錯誤”，就必須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干擾所惑，既勇于沖破思想觀念的障礙，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全面深化改革，并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特別是要在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維護憲法法律權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等方面的改革中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只有建立起較為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從根本上防止各種顛覆性錯誤影響中國改革的進程。

    （作者為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課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研究”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