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不僅是一場軍事戰爭，更是一場政治戰爭。回顧中日關系在兩個甲子中經歷的風風雨雨，對思考當前國際安全熱點十分必要。當前東海斗爭日趨復雜，軍事安全意義上的危險性逐漸凸顯，如何破解僵局使兩國關系向健康方向發展，是研究界需要思考的緊迫課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全國日本經濟學會會長李培林

在過去的120年中出現過兩個甲子：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東北亞是“殖民、戰亂、革命”的60年；而1953年到2013年則是“和平、冷戰、競爭”的60年。未來60年，東北亞應該爭取迎來一個“安全、合作、統和”的新甲子，但也可能出現“對抗、沖突、內耗”的歷史性倒退。——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

8月9日，“甲午戰爭以來的中日關系”學術研討會在大連市棒棰島國賓館舉行。該研討會規模空前，由中華日本學會、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和中國日本史學會三大學會聯合舉辦，吸引了200多名來自史學、經濟學、政治學、國際關系等領域的國內知名學者參會討論。

當前，中日關系正處于兩國建交以來的歷史“冰點”，安倍公然參拜靖國神社、否認釣魚島存在主權爭議、企圖解禁集體自衛權等行徑，導致兩國政府關系嚴重倒退，并影響到了經貿交流等其他領域。在這樣的形勢下，這場為紀念甲午戰爭120周年而舉行的研討會受到了各界強烈關注。李培林在開幕式上說明了這場研討會的意義：“我們銘記歷史并不是為了強化仇恨的記憶，而是為了還歷史本來面目，從而辨明是非。為了這個目的，專家學者當為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智力支持。”

警惕日本進攻性對外政策

回顧甲午戰爭以來的中日戰爭，中華日本學會會長武寅歸納出了一種規律：日本發動對華侵略戰爭，列強進行干涉，日本妥協并備戰，隨后再度伺機侵華……日本侵華野心為何不死？在她看來，這是由日本的國情所決定的。“日本與中國隔海相鄰，是一個地少人多、能源短缺、災害頻發的國家，這導致日本民族具有強烈的生存危機感及由此引發的向外擴張愿望。這從本質上決定了日本的對外政策是進攻性的，而不是被動等待性的。”

“日本的‘先天不足’導致日本對中國市場的高度依賴。在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之后，日本把占領中國市場提升到保衛‘日本生命線’的高度。”武寅認為，這才是日本鋌而走險偷襲珍珠港的原因。“在1941年4月開始的日美談判中，美國一直要求日本必須從中國撤兵，這等于是全盤否定了日本自甲午戰爭以來的侵華‘家底’，特別是被日本視為‘經濟稻草’的中國東北。因此，日本才會不顧一切向美開戰，做出有悖常理的‘底線思維’。”

武寅指出，二戰結束后，國際形勢和日本政治體制都發生了變化，但日本的基本國情、主要特點沒有變，決策機制和基本原理也沒有變。這些不變因素對于評估日本當前的政策選擇和未來走向，科學、有效地采取應對措施，仍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甲午戰前日本強軍的誘因之一是釣魚島

“釣魚島從來不是古代琉球國的島嶼，而琉球國也不能說是日本的固有領土，因而日方所謂釣魚島是日本固有領土之說毫無根據。”在會上，劉江永詳細介紹了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歷史。他用史料證明，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的，釣魚島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19世紀末日本的對外侵略擴張：

“1868年明治維新后的日本統治者醉心于效仿歐美列強君臨于中國之上，開始從朝鮮和琉球兩個方向擴張，伺機一舉打敗中國，成為‘東亞盟主’。 在1879年吞并琉球之后，日本就開始瞄準釣魚島。1885年，日本明治政府秘密調查后獲知釣魚島屬于中國，但由于沒有與中國海軍作戰必勝的把握，不敢立即占領。但正是由于對該島欲罷不能，才開始感到必須大力擴充海軍，同時向中國境內派遣大批間諜，制定了針對中國的戰爭計劃。隨后，日本明治政府利用甲午戰爭之機，在《馬關條約》談判前竊取釣魚島，其后又利用《馬關條約》殖民統治臺灣、竊占釣魚島50年。”

劉江永指出，東北亞正處在一個重要的歷史結點。盡管現階段日本還難以復活戰前的軍國主義，但在東亞迎來新甲午、新甲子之際，安倍內閣再度把中國作為軍事方面的主要對手。如果他繼續效仿伊藤博文走下去，很可能使日本再度墜入戰爭的深淵，因此必須懸崖勒馬。

中日“政冷經冷”局面威脅東亞合作

“受中美日三國主導的東亞合作，呈現出經濟互利和政治對抗的悖論。”外交學院副院長、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江瑞平指出，二戰之后，東亞在政治、經濟和安全層面對美國都有全面的依賴，但最近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在東亞的經濟地位不斷被中國所取代。數據顯示，在2000年到2012年期間，東盟對華出口占比從3.8%上升到13.1%，對美占比從19.0%降到8.6%。中國先后在2002年、2007年和2009年先后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第一大進口、貿易和出口對象國。于是，一種政經乖離二元悖論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即很多東亞國家在經濟貿易上依賴中國，卻在政治安全上依賴美國、防范中國。

作為東亞地區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日關系在二戰后經歷了“政熱經冷、政經雙熱、政冷經熱”三大階段后，當前正面臨著最危險的“政經雙冷”的局面。盡管有人說，日本對中國的貿易依存度很高，中國對日本的很低，但江瑞平認為，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高達47%，而日本僅為28%，因此，中日經貿關系遇冷會即便“傷敵一千”，也會“自損八百”。對于中日關系惡化的根本原因，他分析道，這與中日經濟實力對比發生逆轉有關系。

如何能夠擊破這樣的二元悖論，實現東亞區域合作良性互動？江瑞平認為，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處理好周邊外交與對日關系。“對日戰略不能孤立，而要改善對日關系環境，優化周邊外交布局，包括以‘兩廊’拓展南亞外交、以‘一帶’推進中亞外交、以‘俄韓’平衡對日外交。”

在開幕式和大會發言之后，研討會分成了6個分科會，與會學者圍繞“甲午戰爭的背景、過程與性質”、“甲午戰爭對近代中國、日本及東亞的影響”、“甲午戰爭對當代中日關系的影響”、“東亞合作中的中日經濟關系”、“消費稅率提高后的日本經濟”和“轉型中的日本能源戰略與其他”展開了討論。

言論擷英

中國雖然由于清廷對國家戰略層面的一系列錯誤指導處于對日戰爭沒有準備的不利態勢，敵強我弱，在日本戰爭威脅面前措手不及，但是如果統帥得人，能夠自己制定或接受他人制定的正確的戰爭指導方略，并運用于指導戰爭，堅持機動攻勢防御作戰，是完全能夠破事戰爭資源十分有限的日本通過和談結束戰爭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審王琰

歷史是一種厚重的文化。歷史文化是一本教科書，它教會人們從歷史中吸取有價值的東西，明確現代人的正確政策、策略和方法，開拓未來發展的正確途徑。甲午戰爭和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正是這樣一種文化。為了不可忘卻的紀念，人們應當在對歷史的解讀中學習歷史，在反思中傳承歷史文化。——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

若是從塑造近代日本的國家性格視角來審視的話，由明治維新運動而起始的全面西化的國家發展路徑，將近代日本塑造成為一個戴著兩個面具的國家，一個國家形象是如同舞者趨炎附勢在西方列強之間周旋、尋找最強者與之結伴起舞；另一個國家形象是恃強凌弱，為害鄰國、稱霸東亞的軍國日本。——北華大學東亞中心、歷史文化學院主任鄭毅 

（人民網大連8月9日電 鄭青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