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鄰居金不換。’中日的長期交往歷史，現實中密不可分的共利基礎，難道不可以破解所謂‘惡鄰’詛咒嗎？”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日前在《日本學刊》2016年第2期發表《多視角下的中日關系》指出。

回顧歷史，中日關系發展猶如一條大河，總體趨向前進，但波折時有發生，道路并不平坦。張蘊嶺在文章中稱，中日之間是一種“割不斷，理也亂”的復雜關系。其所以如此，一則是“一衣帶水”的近鄰，自然無法隔斷，二則是受多種因素的影響，顯然難以理順。為此，觀察和分析中日關系，既要看到其特殊性，又要基于多個視角。所謂特殊性，既是因為是近鄰，也是因為長期的歷史聯系；所謂多視角，也即從多個角度，就是考慮到多種因素，多重影響。

基于特殊性和復雜性的特征，對中日關系不能簡單地用“好”與“不好”兩分法。張蘊嶺表示，影響中日關系的因素很多，并且在不同的情況下，不同的時點，各因素的影響也不同。不過，盡管如此，對中日關系產生決定性影響的還是那些重大的因素，其中，最為重要的是力量對比、安全利益和認知定位。

基于力量對比的視角：

中國GDP超過日本是雙方關系轉折點

多視角看待今天的中日關系，首先要從力量對比的角度觀察，因為中日關系發展中的諸多問題大都緣自兩國綜合實力對比發生重大轉變。2010年，對中日關系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因為中國按美元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了日本。盡管當時超過很少，但這是近代以來中日力量主要指標對比的一個大的轉折。影響更為突出的是，此后兩國綜合實力的差距進一步拉大，僅僅五年后，到2015年，按美元計算的中國GDP已是日本的兩倍多，差距拉大的速度令人驚異。盡管由于人口規模不同，中國的人均GDP還遠不如日本，但對于國家關系來說，具有綜合與重大影響的是總量指標。

在力量對比之中，特別具有影響力的是發展趨勢。現在，幾乎所有的預測都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就是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那時，中日兩國綜合實力對比的差距就更大了。可以回顧一下，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經濟規模為中國的8倍，在這么短的時期發生如此大的轉變，對兩國關系必然造成“顛覆性”震撼。據預測，到2050年，中國經濟規模可能要相當于日本的8倍，這幾乎是19世紀70年代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中日之間綜合經濟力量的對比結構。從兩國關系的角度來分析，這個比例的含義是什么呢？好像是歷史又輪回到兩國力量對比的近代歷史原點。

國家間力量消長、力量對比轉換，是世界發展的規律。從世界發展的歷史看，引起沖突甚至戰爭的主要原因，無非來自：一是力量上升方基于擴大利益野心實施擴張主義，二是他方出于對上升方的擔心進行過分的遏制或敵視。對于中日來說，重要的是日本接受中國不爭霸、不稱霸的承諾，不參與或者助長惡意遏制中國的行為，中國也要做出更多的努力，讓日本理解和放心，從而改善相互拉近的氣氛與環境。

基于安全的視角：

應擱置爭議尋求更大安全利益空間

中日是近鄰，有著無法割舍的地緣與利益聯系。就安全利益而言，一方面是粘連的，另一方面又是分離的，基于特殊的原因，后者的特征更為突出。由于有著不同的國家安全戰略，處在不同的安全架構之下，加之兩國綜合實力對比發生反轉，中日之間的安全關系呈現出高度的失信狀態。

中國倡導新安全觀，摒棄傳統安全的零和游戲，推動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機制的構建。這原本是好事，中日之間應該以新安全觀為理念，構建基于共同安全與合作安全的新安全關系與框架，而這種新機制并不要求摒棄舊機制（美日同盟）為前提，然而日本方面似乎把它看做是中國意在推翻原有的機制。現實中，傳統的美日安全同盟像一堵墻，擋在面前，不僅推不動，破不了，而且似乎還在加厚。本來，島嶼爭端、東海專屬經濟區劃界爭端可以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走出零和安全的陰影，但是，復雜的因素，特別是中美安全大框架陰影的籠罩，使得中日安全關系變得更具對抗性。

世界在變，原有的很多東西，包括安全機制，在新的發展環境和需求下必然要發生變化。所謂“美國治下的和平世紀”原本就不存在，更不會出現所謂“中國統治的世紀”。我們生活在一個開放的、相互依存的世界，顯然需要新的安全觀，應該構建基于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新框架，這既可以包括非傳統安全，也應包括傳統安全領域。中日之間存在釣魚島和東海海域之爭，但這不是全部，應該可以基于基本的共識被擱置下來，尋求更大的安全利益空間。只有合作安全，才可以為日本走向“正常國家”贏得光明前景。

基于認知的視角：

讓理性回歸 破解所謂“惡鄰”詛咒

就國家關系而言，認知是對對方的一種基本定位。在中日關系中，起至關重要作用的，一是中國的自我定位，二是日本對中國定位的認同，在二者同向而行的情況下，關系就容易理順，而在錯位的情況下，關系就變得復雜，處理起來就很有難度。

中國實施改革開放后，日本曾經歡迎和支持中國改革開放，對華提供發展援助，中日關系經歷了友好的時期。但是，面臨中國力量的提升，利益訴求增加（包括對釣魚島主權的捍衛），以及推動地區與國際體系調整和構建新安全環境的力度增大，日本對中國的意圖就產生了諸多懷疑。特別是保守主義的安倍重新執政后，把應對中國的威脅、制止中國的所謂擴張及改變秩序的行為作為一項明確的戰略與行動議程。這種把中國作為威脅的政治認知，顯然對中日關系的發展產生極為負面的影響。

從中國方面看，對日本的未來走向愈發不放心，對安倍政府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推動修改憲法中的和平條款等表示出強烈的警惕，特別是對于日本賣力助美挑戰中國、遏制中國的行為深表不滿，中國民眾對于日本政界越來越露骨地否認侵略歷史的言行表示憤怒。在中國的主流民意看來，這與日本所稱的和平國家形象，以及奉行“積極和平主義”的政策大相徑庭。

“好鄰居金不換。”中日的長期交往歷史，現實中密不可分的共利基礎，難道不可以破解所謂“惡鄰”詛咒嗎？讓理性回歸，這難道是不可行、不可能的嗎？

尋求合作的空間：

處理中日關系需要眼界耐心和“大智慧”

中日之爭是多層面的，有利益之爭、國威之爭、力量之爭，以及影響力之爭等等。爭而必斗，斗則會傷，爭斗走向極端，結果就是戰爭。因此，中日之間重要的是要防止爭斗走向極端，在新的世紀、新的環境下，把握大局和方向，爭取“爭而不斗，斗而不破，破而不戰”。處理當今和今后的中日關系，需要眼界和耐心，需要以新的“世界觀”（和平發展）、新的“利益觀”（相互依賴）、新的“安全觀”（共同安全）為指導，創建新的未來。在創建新的未來中，避免中日再戰，是中日雙方的歷史責任。

中日關系既具有整體性，又具有多層性。從多視角來分析和認識中日關系，不是把整體的關系割裂開，而是為了增加對其多構成層面的認識。從整體看，似乎中日關系走到死角，而從多視角看，卻又可以找到多層、多點的空間，利用、擴大這些空間，可以起到改變環境、減少沖突、增進信任的作用。這可能就是處理“新歷史拐點期”的中日關系的一種“大智慧”吧。

（李警銳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張蘊嶺《多視角下的中日關系》文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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