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5月3日電 此前日本政府公布的GDP數據顯示，2015年四季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下降1.1%，繼二季度后再次出現負增長。由此，日本經濟實際上已經陷入了“技術性衰退”，這也是日本自2008年以來第五次陷入衰退。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季風在《日本學刊》刊發文章《日本財政困境解析》中指出，雖然未來日本發生財政崩盤的可能性極小，但財政重建將成為日本的超長期難題。

張季風認為，由于日本九成以上的長期債務為國內債，再加上有規模遠大于政府債務的居民金融資產、長期經常賬戶盈余以及占GDP70%的海外凈資產和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支撐，在可預見的將來日本發生財政崩盤的可能性極小。但是，政府長期債務使日本經濟陷入結構性矛盾和困境之中，解決財政問題將成為日本超長期的課題。

從日本財政現狀來看，無論與20年前的日本還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都是最糟的。“入不敷出，寅吃卯糧”，開支約為收入的兩倍，財政預算的近1/4或者說財政收入的一半用于國債還本付息，特別是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政府債務的實際負擔還在增加，更關鍵的是找不到解決的出路。日本財政狀況如此嚴重，卻未瀕臨“財政懸崖”，這似乎成為難解之謎。今后日本財政走向如何?是否會崩盤?這些都是人們十分關心的問題。

陷入長期“負債陷阱”

構成經濟發展重大隱患

政府長期債務不斷積累，已構成日本經濟發展的重大隱患。但是，由于日本的國債九成以上為國內債務，再加上經常項目賬戶處于盈余狀態，而且擁有巨額的國內居民金融資產以及海外凈資產和外匯儲備，估計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財政破產的可能性極小。

不過，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展，財政狀況還將持續惡化，財政重建將成為日本的超長期難題。

財政狀況惡化對日本經濟的長期危害是多方面的。

第一，財政赤字是負的儲蓄，對生產性投資形成擠壓。國內儲蓄一旦被發行的國債所吸收，其他領域的投資、海外投資必然會相應減少。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以國債形式的財政支出和被擠壓掉的投資相比哪一個更具有生產性的問題。雖然對此不能簡單下結論，但是財政支出中的經常費用的赤字國債部分不能作為存量留下來，因此其非生產性支出的色彩要強一些。誠然，當其作為社會資本被利用時，并不一定算作非生產性支出，即便如此，國內的民間投資也會遭到擠壓，生產性的民間資本積蓄速度下降，也會對經濟產生負面影響。這種對儲蓄的爭奪，最終只能通過利率進行調整，如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總有一天會使利率上升，排斥其他投資。

第二，隨著經濟的長期低迷，財政赤字與經濟規模之比有無限擴張的可能性。財政赤字一旦無限擴張，財政收入的大部分都將用于國債的還本付息，財政功能將會完全喪失。也許有人認為這是杞人憂天，但事實上當今的日本財政正在朝著財政赤字無限擴張的方向發展。在考察財政赤字是否擴張這一問題時，主要看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是否無限擴張。

但是，從日本的現狀來看，2015年日本基礎財政赤字率為6.7%，而且同年名義經濟增長率為2.5%，長期利率為0.31%（年末值），即便基礎財政平衡，但政府債務余額的增長率高于名義GDP增長率，因此政府債務余額與GDP之比仍在繼續上升。加之本應處于平衡的基礎財政出現大幅度赤字，且難以逃離通縮，日本財政有雙重意義上的不可持續性，其結果必然導致財政赤字一直處于無限擴張的局面。

第三，日本財政的問題并不僅僅在于政府債務的多寡，更重要的是正常的財政能否繼續維持。從理論上講，政府債務未必需要全部償還，因為保持一定規模的國債余額是中央銀行運用基礎貨幣（或高能貨幣）調節手段進行宏觀調控所必需的。隨著經濟增長，貨幣量自然會增加，中央銀行必須提供基礎貨幣進行調控。伴隨經濟增長，由于大量購入國債而使日本央行國債保有量增加是很自然的事情。債務余額巨大本身固然問題不小，更為嚴重的是政府并沒有形成可以償還債務的財政結構和機制。

目前，日本每年必須拿出預算的1/4左右用于國債的還本付息，還要拿出16%左右用于地方轉移支付，這種剛性化的財政結構已使財政杠桿喪失回旋余地。日本經濟本來就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稅收總額難以增加，財政支出卻不斷擴大，財政已經陷入了借新債還舊債、債務越滾越多的“負債陷阱”，財政結構剛性化且難以自拔。政府巨額長期債務的累積，使國家用財政杠桿調控經濟、調節再分配的空間變小。而且，財政狀況日趨惡化，不僅將導致國際信譽下降，同時還會使社會保障支出難以維系，國民的增稅預期增強，偏好儲蓄，進而影響消費。一旦財政陷入不可持續狀態，即人們通常所說的“財政懸崖”，甚至財政破產，將會引起長期利率上升、日元貶值、物價上漲和失業率上升等連鎖反應。

日本財政會崩盤嗎?

主要取決于三道防線

日本政府債務達到1000多萬億日元，超過了GDP的兩倍多，其他財政存量、流量指標也都是發達國家中最糟的。但是，日本并未出現“債務規模過大→國債收益率上升→國債價格下跌→國債市場崩潰→政府債務危機爆發”的理論結果，這一現象甚至被稱為“日本債務之謎”。日本財政之所以沒有出現危機，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經濟的基本層尚好，特別是日本國債的91%為國內債，且有大于債務余額的1708萬億日元國內居民金融資產（2015年）、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336.9萬億日元的海外凈資產和長期的經常賬戶盈余作支撐。

日本國債融資的資金來源，可以細分為日本居民境內資產、日本居民境外資產和境外非居民資產。盡管近兩年日本國債增加了境外非居民持有者比例，但2015年也僅為9.8%，而美、法、德等國都在40%以上，相比之下仍很低，日本國債受匯率變動的影響非常小。日本國債的持有者主要是境內投資者，說明國債具有雙重性——既是國民的負債，也是國民的資產。國債額有所增加，一方面可以看作負債的增加，但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持有這些國債的國民的資產在增加，在一定意義上看，兩者可相互抵消。

另外，日本國債已形成了成熟、安全的流動機制，國債持有者的合理分布，也是國債市場比較穩定的原因之一。近87%的國債由日本央行和大金融機構持有。而從理論上講，只要國內有充足的資金購買國債，只要金融機構穩健，國債就不會出現大問題。

但是，日本財政短期內沒有問題并不意味著今后就可以高枕無憂。今后日本財政是否會出問題，主要取決于三道防線。

居民金融資產的支撐。目前居民金融資產約有1708萬億日元，對日本財政起到重要的支撐作用。居民金融資產主要是居民在金融機構的存款和各種保險。居民直接購買國債的比例極小，主要由金融機構購買。日本國債的86%以上由央行和大型金融機構持有，大型金融機構持有的國債規模已經達到56%，遠遠高于歐美。不過，在日本居民金融資產中，有56.5%是現金或存款，歐元區和美國的這一比例為36.4%和14.4%。日本的人口老齡化會使國內儲蓄率呈現下降，但是人均預期壽命的上升以及14歲以下人口撫養比例的下降，又會對儲蓄率產生相反的作用，因此儲蓄率下降速度將得以緩解。目前日本國債余額為1034萬億日元，這表明日本居民1708萬億日元金融資產中，大約還有約700萬億日元可用于購買國債。假設政府每年繼續發行40萬億日元國債，日本居民金融資產對新增國債的支撐能力約為17年。

經常項目盈余的支撐。如果將經常項目盈余來源區分為商品貿易、資產收益兩項，則可細分為兩個階段。處于第一階段時，商品貿易項為盈余，進入第二階段后，商品貿易處于赤字狀態，但資本項目盈余。以前日本一直是貿易盈余大國，國內的總體資金來源有相當部分依賴于貿易盈余。但是，自2011年以來已經連續五年出現貿易逆差，但經常項目一直處于盈余狀態。這表明日本已進入第二個階段，即經常項目盈余的來源完全依靠于海外資產的收益。這也正是人們對日本債務問題產生關注的重要背景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近兩年來日本的貿易逆差并不是因為企業國際競爭力下降造成的，而主要是由于東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泄漏導致電力短缺而不得不大量進口石油、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從而導致進口總額劇增，加之國際經濟形勢下行局面導致日本出口增長緩慢。由于國際油價暴跌，2015年日本貿易逆差降為2.8萬億日元，與2013年的11.27萬億日元和2014年的12.8萬億日元相比，逆差幅度明顯收窄，而經常項目盈余則高達16.6萬億日元。隨著日本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和貿易條件的改善，也不能完全排除商品貿易重返盈余的可能。還有一點需要注意，日本還在繼續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海外資產所得的回流還將持續增加，由此可見，經常項目盈余還會支撐相當長時期。

海外資產存量和外匯儲備的支撐。一般來說，經常項目盈余消失，對于一般國家來說就意味著國內資金來源將依賴于境外投資者。但對日本來說，情況并不完全如此。因為日本是全球最大的海外資產和凈資產持有者。因此，經常項目盈余消失，對日本來說意味著海外資產所得的回流已無法滿足國內資金的需求。屆時，1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336萬億日元的海外資產本金的回流，也將對國內資金需求提供支撐。

總之，盡管日本的長期債務規模巨大，但在可預見的未來出現直接性財政崩潰的可能性極低。目前大多數投資者并不擔心日本財政會出現崩盤的風險，而是擔心國際社會一旦認識到日本財政有危險，而在債券市場上拋售日本國債的風險。由于日本央行和金融機構是國債的最大買家和持有者，所以一旦長期國債利率上升，將會對金融機構造成影響，甚至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亂。

探索擺脫財政困境出路

根本方法在于“開源”與“節流”

到目前為止，日本重建財政的舉措主要有提高消費稅率和實現基礎財政平衡等。先看提高消費稅率。從1996年至今日本兩次提高消費稅率，但是每一次都給宏觀經濟造成嚴重沖擊，而財政窘況幾乎未發生變化。據測算，消費稅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為政府帶來2.5萬億日元的稅收，如此之少的增稅收入對1000多萬億日元的長期債務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僅僅靠提高消費稅率不可能實現財政重建的目標。但政府已決定所增加的消費稅收入與社會保障支出綁定，充當填補社會保障資金虧空的財源，這一點意義重大。

其次是實現基礎財政平衡。2002年日本政府提出要在2010年初實現基礎財政平衡盈余化的階段性目標。但政府只提出實現基礎財政盈余化的目標，而只字不提債務償還問題，恐怕這也是出于無奈。此后由于經濟形勢惡化，一再推遲實現基礎財政平衡盈余的時間表。安倍上臺后，在2013年6月出臺的《經濟財政運營與改革的基本方針——擺脫通縮、經濟再生》中明確提出了在未來十年每年要實現名義經濟增長率3%、實際經濟增長率2%的增長目標，并將這一目標確定為2015年基礎財政赤字減半、2020年實現盈余的前提條件。但是，過去的20年，日本實際經濟增長率年均僅為0.8%，加上長期通縮，名義經濟增長率年均甚至為負增長，未來十年日本能否實現那么高的經濟增長頗令人懷疑。

關于日本的財政狀況，很少有人持樂觀態度。一種觀點認為，日本的巨額政府債務已無法償還。還有一種觀點認為，從理論上講，財政困境是可以解決的。一般來說，解決政府長期赤字問題主要有兩種方法：一是通過通貨膨脹消除政府債務；二是對資本征稅，即通過一次性增加財產稅的手段，一舉償還多年累積的債務。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日本的巨額財政赤字就是利用惡性通貨膨脹和一次性財產稅增稅一舉解決的。但上述政策是在美軍占領的特殊歷史條件下強制推行的，因此取得了成功。而在和平時期，無論通貨膨脹方式還是資產增稅方式，都將付出導致社會混亂和經濟混亂的巨大代價。鑒于此，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歷屆政府雖然都主張財政體制改革，但均沒有采取劇烈的政策手段進行改革。用通貨膨脹的手段解決長期債務問題風險很大，政府輕易不會采用，但不等于絕對不用。事實上，“安倍經濟學”的第一支箭“大膽的貨幣政策”中即設定2%的通脹目標，通過超量寬貨幣手段，增大貨幣投放量，要在三年內實現目標。毫無疑問，此舉是為了使日本經濟擺脫長期通縮，但在客觀上也隱含著利用通貨膨脹方式緩解財政困境的意圖。

其實，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方法無非就是“開源”與“節流”。開源和節流的途徑有以下幾種選擇：其一，使經濟盡快恢復，把大蛋糕做大，稅收自然增加，這當然是最佳途徑；其二，如果經濟在短期內難以出現大的起色，那么次優的途徑就是增稅，適當提高國民的負擔率；其三是節約行政開支。

先看一下經濟恢復帶來的增收效果。如前所述，2002—2008年的“超長期景氣”曾使日本的財政狀況稍有好轉。但是，由于日本經濟已進入成熟階段，人口老齡化嚴重，勞動力人口開始減少，通過勞動投入和資本投入以及大幅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實現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已不存在，超長期景氣很難再現。安倍上臺后力推“安倍經濟學”也帶來了刺激經濟景氣和增加稅收的短期效果，2014年度和2015年度的稅收都突破了50萬億日元大關。但遺憾的是，增收部分并未用于償還債務，而是以補充預算的形式用于公共投資。

再看一下增稅，提高消費稅率能解決一點問題，但是將消費稅率從5%提高到10%所增加的收入與社會保障捆綁在一起，雖然可以緩解社會保障費用膨脹對財政的拖累，但對存量債務償還不發生絲毫關系。日本的國民負擔率只有43%，還遠遠低于北歐地區，也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尚有較大的增稅空間。從長期來看，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展，日本的財政狀況還會持續惡化，日本即使不發生財政危機，政府長期債務也將使日本經濟陷入結構性矛盾和困境之中。因為想要解決財政債務問題，就要采取緊縮政策，而采取緊縮政策又會使經濟陷入蕭條。而且，只要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不消失，就會出現周期性經濟危機，為了刺激經濟景氣，又要大量發行國債，其結果又會使債務負擔進一步加重，估計今后日本很難走出這一怪圈。

（李警銳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張季風在《日本學刊》刊發的文章《日本財政困境解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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