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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北京7月26日電（記者常紅、李警銳） 中國領導人外交戰略思想與中日關系學術研討會16日在京召開。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編輯部主任林昶指出，中日復交44年來，經過兩國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兩國關系取得了長足進展，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但毋庸諱言，近年來，中日政治互信缺失，普通民眾相互好感度走低，兩國關系持續低冷，不禁讓人發出“剪不斷，理還亂，是中日，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的感慨。因此，國務院參事時殷弘在《日本學刊》撰文說：“對日關系幾乎始終是（至少經常是）中國對外關系議程上最為經久的頭號困難和首要糾結。”

隨著當年那個時代的漸行漸遠，LT貿易、以民促官、邦交正常化、三千日本青年訪華、大熊貓和朱鹮、姊妹城市……仿佛已經成了遙遠的記憶。當前中日政治關系嚴峻，出現了包括作為三千日本青年訪華團一員、曾言“我是中日友好之子”的野田佳彥一手導演了釣魚島“購島”鬧劇等諸多事態，致使一些學者發出“中日友好的時代已經過去”的聲音。對此，有必要重溫鄧小平外交戰略思想，破解中日關系中的重大問題。

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也是杰出的戰略家，其外交戰略思想，洋溢著鮮明的時代氣息和民族精神。

首先，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戰略思想，是對毛澤東、周恩來對日外交戰略思想的創造性繼承與發展。正如鄧小平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的，中國的對日外交總方針，是毛澤東、周恩來在世時就已制定的，這就是同日本世代友好下去，向前看，努力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關系。

其次，鄧小平高度重視中日關系。在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優先順位戰略問題上鄧小平說中日友好超過了兩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強調要“把中日關系放在長遠的角度來考慮”。從國家戰略層面，見諸黨的十二大報告。

再次，鄧小平維護中日關系，既講友好也講斗爭。鄧小平運用辯證法，對于中日關系中的消極因素，始終保持警惕，進行斗爭。

鄧小平會見戈爾巴喬夫時說：“算歷史賬，日本欠中國的賬是最多的。”據 《鄧小平年譜》記載，1982年7月，鄧小平曾就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同胡喬木、廖承志談話。談話非常具體，特別指出，“8.15”，《人民日報》要寫紀念社論。強調中日友好及其歷史淵源，中間要有日本侵華的一段。在中日友好的長久歷史中，只有一段短暫時間不愉快。問題是要對這段歷史有個正確的認識和對待，不能也不允許進行歪曲。只有如此，中日兩國關系才能按正常軌道前進，中日兩國友好愿望才能真正實現。

1989年鄧小平會見的最后一批日本客人時說：“我對中日友好有一種特殊的感情”，“講歷史要全面，既要講日本侵華的歷史，也要講日本人民、日本眾多友好人士為中日友好奮斗的歷史”，“對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不斷加強友好、發展合作來回答他們”。鄧小平主張把中日兩國人民都當作為中日友好的基本力量，把中日之間的問題主要歸結為中日兩國人民同“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之間的矛盾和斗爭。這樣“劃線”無疑對我們正確處理中日關系具有極為重要的、長遠的指導意義。

鄧小平外交戰略思想所體現的精神，是與中國領導人長期以來的外交戰略思想相一致的。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全面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二大以后，分別提出改善和發展同發達國家關系，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等周邊外交方針。十八大又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新理念，包括“一帶一路”構想都是周邊外交理念的具體化。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講話中進一步提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加強同各國的友好往來，同各國人民一道，不斷把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推向前進”。可見，中國的外交戰略思想謀求的是友好合作、互利共贏，提供的是和平與發展的正能量。

中日一衣帶水，兩國漫長的交往史， “和平友好是兩國人民心中的主旋律”。但顯然，對于“搬不走的鄰居”的中日兩國來說，定義關系要比創造它的過程簡單許多。廣義的中日友好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上。鄧小平說，中日兩國有著兩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其中最多有100年的路程走得不好。殷鑒不遠。而狹義的中日友好歷史，則幾乎是同時代史。中日兩千年能夠跨越不愉快的歷史，“相逢一笑泯恩仇”，當今和平與發展主題時代下也應能跨越隔閡、紛爭，實現合作、共贏。

從政治層面來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中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其中唯一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正如它的名稱“和平”、“友好”、“條約”的關鍵詞所示，是以兩國議會批準的法律形式，確認雙方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兩國持久的友好關系。條約有效期為10年，至今中日兩國都沒有宣布終止條約，所以條約一直自動繼續有效。

中日之間的一系列機制化建設，包括政府層級的外交安全與經貿事務部門，以及危機管控機制，僅民間友好團體、機構就有中日友好21世紀委員會、中日友好協會、中日友好城市、環保醫療……人員往來，每周500個航班、每年600萬人互訪，經濟層面的3000多億美元的年貿易額……這是我們在當今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背景下發展兩國關系的基礎。

當然，客觀現實是由諸多因素構成的。中日關系緊張的癥結無疑在日本，但即使其中最重要的日本政治右傾化，也并非鐵板一塊。而且，雙邊關系還需雙方的共同努力。還要防止某些學者、輿論有意無意地把中日關系的負面擴大化。

中國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宏偉目標，提出和諧社會、合作共贏的理念，需要一個和平友善的國際環境，友好相處是合作共贏的國際關系中的題中應有之義。很難想象，一個高度對抗、充滿危機的國家關系能夠長期共存，一個齟齬不斷、麻煩叢生的雙邊關系能夠在共進的道路上走得更好更遠。

當年，鄧小平赴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批準書互換儀式，在同福田首相的第一次會談中指出：在這次訪問中，我們多次講到兩國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說，在現在這個動蕩的局勢中，單就東方來說，中國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國友好。同樣，習近平2015年5月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時發表的重要講話，也強調中日雙方應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共促和平發展，共謀世代友好，共創兩國發展的美好未來。

從鄧小平到習近平，諄諄話語，一脈相承，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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