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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北京7月26日電（記者常紅、李警銳） 中國領導人外交戰略思想與中日關系學術研討會16日在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指出，中日合作現在已經深深嵌入國際分工體系之中，相互依存、合作共贏，和則兩立、斗則兩傷，構成了中日關系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戰略基礎。

楊伯江認為，在當今大的時代背景下，世界追求和平、各國謀求發展，以合作實現共贏。中日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也是如此。2014年是一戰爆發100年，安倍晉三當年1月出席達沃斯會議，曾經把2014年的東亞局勢與一戰前的歐洲進行比較，說當時歐洲國家之間貿易量也非常多，但還是爆發了戰爭。言下之意，是將中國類比當時挑戰國際秩序的一戰前德國來渲染“中國威脅論”。這種對歷史經驗的簡單套用過于機械了。簡單講，如果國家之間、特別是相鄰大國之間失去了相互依存，后果將不再是一戰之前的歐洲那樣量級的打擊，不再是結構性的，而是系統性的，是任何一方都無法承受的。因為相互依存已經發展到了幾乎不可替代的程度。

中日經濟合作現在已經深深嵌入了國際分工體系之中。相互依存、合作共贏，和則兩立、斗則兩傷，構成了中日關系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戰略基礎。我們經常討論一個問題：蘇聯解體了，“北方威脅”不復存在了，那么中日關系的戰略基礎何在？答案就在于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相互依存。

再細化一點，中日關系、日本對于中國的重要價值。在上世紀80年代，中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最高曾達到27%，幾乎是“三分天下有其一”。而現在，滑落到7%、8%。中日貿易的總量上升，但占比下降。是不是由此就可以說日本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下降了？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我們至少從兩個角度可以論證這個問題：第一，經濟紐帶仍然是中日之間相互保持戰略影響，特別是中國對日本保持戰略影響的主要路徑和手段之一。第二，日本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不僅體現在正面的所謂“建設性”價值上，還體現在負的方面即“破壞性價值”上。它對中國周邊戰略安全環境的負面影響同樣不可小覷。換句話說，日本某些政治人物壞得很有“價值”。

當前中日關系呈現出一種歷史周期作用下的“新常態”。基本特征是兩面性凸顯。從消極面來說，是競爭摩擦的加劇和擴散。就中日雙邊關系而言，這是一個發展戰略與地緣戰略碰撞的問題，而從日本方面來看，這是它戰后發展歷程中內在形成的基本矛盾導致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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