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后，日本首相更迭較為頻繁。日本眾議院選舉、參議院選舉及執政黨黨首選舉，是促發首相更迭的制度性因素。在首相更迭的政治過程中，派閥領袖是最核心的行為主體，且黨首選舉與派閥政治共生，社會傳媒影響內閣存續。首相任期與經濟增長、派閥抗爭、日美同盟等政治生態因素密切關聯。在自民黨政權的不同發展階段，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不盡相同，冷戰后黨員投票的引入則強化了新任首相的決策權威性。

徐萬勝在文章中指出，2017年3月5日，日本執政的自民黨舉行第84次黨大會，通過了“總裁公選規則修正案”，決定將此前黨章規定的總裁任期最長“二屆六年”修改為“三屆九年”。根據這一修改規定，原本將于2018年9月任期滿兩屆的安倍晉三可以連續第三次競選自民黨總裁。由于執政的自民黨實行“總裁、首相一體制”，這也意味著身為黨總裁的安倍晉三在理論上可以擔任內閣首相至2021年。至此，自2012年12月以來已連續執政四年有余的安倍晉三內閣呈現長期執政趨勢。這促使國內外學術界更加關注“日本首相更迭”問題。

“日本首相更迭”作為一種與國家權力密切關聯的政治活動，是政治學的重要研究范疇。與其他跨學科的研究視角相比，基于政治學視角展開的課題研究，不僅是“日本首相更迭”研究的本體與基礎，而且更利于深刻揭示其本質內涵。因此，本文擬基于政治制度、政治過程與政治生態的政治學研究視角，力圖對“日本首相更迭”展開體系性研究：在透視各種首相更迭現象的基礎上，闡釋引發首相更迭的制度規定，梳理首相更迭過程的行為主體，總結首相任期長短的執政規律，并探討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

一、日本首相更迭的制度規定

作為一種政體，議會內閣制的重要特征是：首相由國會選舉產生，內閣對國會負責。“負責”的意思，就是內閣若失去國會的信任就必須總辭職。為此，日本學者將內閣存續的必要條件歸結為“眾議院的多數支持”和“執政黨的支持”，將首相辭職的制度性理由歸結為“眾議院選舉敗北”“不信任案獲得通過”“參議院選舉敗北”“黨首選舉敗北”“自發辭職”。

在日本，“內閣不信任案獲得通過”往往導致內閣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且首相“自發辭職”也是在面臨各種選舉壓力的情況下做出的決斷。因此，可以基于“選舉制度”的視角來探討日本首相更迭的相關制度規定。《日本國憲法》明確規定唯有眾議院才擁有首相提名的最終決定權。但在實際的政治運作過程中，除了眾議院選舉之外，黨首選舉與參議院選舉也成為影響首相更迭的重要制度要素。

第一，由于日本實行議會內閣制，眾議院選舉是決定首相更迭的憲法規定。日本國會由眾參兩院組成，首相經國會決議在國會議員中提名，但眾議院擁有最終決定權。由于選舉結果在憲法意義上決定著內閣進退與首相去留，所以，眾議院選舉在日本又被稱為“大選”或“總選舉”。

第二，由于執政黨實行“總裁、首相一體制”，黨首選舉是決定首相更迭的黨章規定。議會內閣制是以政黨為核心來運轉的。一個政黨如果在國會中占據半數以上議席，其黨首就自然而然成為首相人選；只要首相所屬的執政黨能夠在選舉中持續獲勝，首相任期在理論上便不受限制。

第三，由于日本實行“兩院均衡”的國會立法，參議院選舉是決定首相更迭的執政慣例。與眾議院不同，日本參議院的議員任期為六年，每隔三年改選議員的半數，且不能提前解散舉行選舉，故參議院選舉被稱為“定期選舉”。

日本首相在任職期間需要歷經眾議院選舉、黨首選舉與參議院選舉的“三重”考驗，這是一種“選上加選，再加選”的制度設計，加之眾議院提前解散與黨首剩余任期較短等，均成為誘發首相更迭頻繁的重要因素。

二、日本首相更迭的行為主體

在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過程中，派閥領袖是最核心的行為主體，黨首選舉與派閥政治共生，且社會傳媒影響內閣存續。

第一，首相人選大多來自派閥領袖。派閥領袖是日本首相人選的有力競爭者。在日本，若想成為首相就必須先成為執政黨派閥領袖，派閥領袖是成功競選首相的前提條件與必要條件。

第二，派閥勢力往往決定首相當選。在自民黨執政框架下，黨總裁選舉是實質上的“首相選舉”，“國會上的首相指名選舉就只不過是追認執政黨黨首為首相的儀式而已。從這個意義上講，唯有自民黨總裁選舉才是我國最高權力的產生過程”。

第三，社會傳媒通常影響內閣存續。社會傳媒在現代政治中占據重要地位，常被視為與立法、行政、司法并列的“第四權力”。日本社會傳媒參與政治的方式多種多樣，包括對政治事務的報道與評論、對政治家的采訪與報道、對政治丑聞的揭露和連續報道等。于是，通過影響大眾輿論，社會傳媒在內閣存續及首相更迭的政治過程中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

三、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生態

日本首相更迭，是在“特定”的政治生態環境下生成與演進的。此種“特定”，更多地體現在不同歷史階段內閣所處的政策環境不同。冷戰時期，自民黨政權所處的政策環境為冷戰結構與日美安保體制、經濟增長結構與社會安心意識；冷戰后，其政策環境為國際環境變化、經濟增長終結與泡沫經濟崩潰、社會不安意識。內閣存續與否，關鍵在其施政能否滿足政策環境的需求。

在日本，政治生態環境的細微變化，都是與首相的政治責任密切關聯的。除了政治制度因素之外，導致首相更迭的其他政治生態因素是多重的、復雜的，各不相同。若采用個案分析的方法，歷屆內閣首相更迭的原因大致可以分為個人原因（包括身體健康、能力不足、身陷丑聞）、政策主張（包括政策轉換、政策失誤）、黨派紛爭（包括黨內爭奪、黨際對抗）等。

通過對歷屆首相更迭具體原因的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首相任期與政治生態之間的關聯性是存有若干規律性內涵的。

第一，首相任期與經濟增長呈正向關聯。在經濟景氣時期，日本首相更迭頻率低，內閣長期執政。

第二，首相任期與派閥抗爭呈逆向關聯。執政黨內派閥政治的發展狀況，對首相任期具有重要影響。派閥政治的存在，要求首相自身必須具備良好的派閥操控能力。但是，首相自身的派閥操控能力是有限度的，其所處政治生態中的派閥抗爭越激烈，首相任期就越短。相反，派閥抗爭越和緩，首相任期就越長。

第三，首相任期與日美同盟呈正向關聯。日美同盟是日本自民黨長期執政的國際戰略支撐。正是在美國的支持下，自民黨才得以在日本國內長期實行資產階級保守政治統治。在戰后日本，不論哪一個政黨上臺，其內閣施政尚難以擺脫日美同盟的框架束縛，美國對日政策左右著日本政局發展。

四、日本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

日本首相更迭，大多是在自民黨長期執政框架下實現的。也就是說，雖然首相發生更迭，但執政黨并未發生輪換，而是由自民黨內實力政治家輪流出任首相。這是日本首相更迭的基本特點。

整體上看，在執政黨不變的情況下，首相更迭適度，有利于自民黨政權內外政策的理性調整，拓展了其政策轉換空間，有助于實現長期執政。具體而言，在自民黨政權的不同發展階段，首相更迭的利弊得失也不盡相同。但是，此種“首相更迭”畢竟不能等同于“執政黨輪換”，在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后，缺乏“執政黨輪換”的“政治不成熟”日漸體現。

冷戰后，日本首相更迭頻繁，且自民黨先后兩次下野又重新上臺執政，即實現了“執政黨輪換”。一方面，首相更迭頻繁不利于內外政策的實施。另一方面，在“執政黨輪換”框架下的首相更迭也不能極端改變國家政策的基本架構。重大政策與國家利益密切關聯，且具有歷史連貫性，不論哪個政黨上臺執政，內閣總是或主動或被動地維系著重大政策的基本架構。

自民黨政權史上，在歷經首相頻繁更迭之后，往往會產生一個相對長期執政的內閣。毋庸置疑，內閣長期執政是有利于政局穩定及政策實施的。

進入21世紀初期，日本首相更迭的方式更加受到關注，且已悄然發生變化。或許正是由于首相更迭頻繁，日本國內不時出現主張首相公選制度改革的議論。首相公選必須伴之以修改憲法，此項改革議題的重要與艱難可想而知。

在近期內無法實現首相公選制的背景下，自民黨總裁選舉方式的變更，間接地提升了日本首相更迭的政治影響力。隨著黨員投票“慣例化”與選舉方式“民主化”，自民黨的黨總裁形象更易受到廣大國民關注，總裁（即首相）更迭的政治影響力也更為擴大，強化了新任首相的決策權威性。

因此，在缺少憲法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冷戰后“執政黨輪換”的產生與黨員投票的引入，都可視為日本首相更迭的一種自我機制調整。展望未來，日本首相更迭，始終面臨著如何不斷滿足時代發展需求的政治課題。它需要在體現“政治民主”的基礎上，保持政局穩定并保障政策實施，但難以完全實現。

（作者系解放軍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本文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2017年第4期）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