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國際格局演變正進入關鍵階段，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加速形成。由西方單方面主導的國際體系遭到嚴重沖擊，共商共建的全球體系正成為新的時代潮流。中國是新興全球體系的積極推動者和塑造者。

冷戰結束以來，國際關系發展進入深刻調整期，尤其是在進入冷戰結束的第三個十年之后，調整和變化的速度加快，其影響越來越具有全局性和根本性。國際關系的變化與調整表明，現有國際體系難以反映國際力量對比的深刻變化，國際格局演變進入關鍵階段，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加速構建。中國是新興國際關系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持續發展以及中國提出的倡議和貢獻的智慧與方案，積極深刻地影響著國際體系的轉變和國際新秩序的構建。

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遭遇嚴重沖擊

近代以來，西方長期主導國際體系發展。冷戰結束一度被認為是西方的全面勝利，歷史就此“終結”，美西方自由民主秩序“一統天下”。然而，事實上，“全面勝利”的時候往往也是危機開始的時候。20世紀90年代的民族沖突，以及進入21世紀后的恐怖主義威脅和全球金融危機暴露了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存在嚴重缺陷。與此同時，國際關系新因素在冷戰結束后不斷孕育并發展，越來越匯集成重要的變革性力量。

經濟是秩序的基礎。進入21世紀以來，西方發達國家經濟體逐步喪失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動力引擎的地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已從冷戰結束后的30%多下降到目前的20%多。與之相比，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比重不斷提高，其國內生產總值占全球的比重已達到一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則已超過80%。為西方世界經濟中心地位提供理論支持的自由主義經濟秩序，在推動冷戰后的經濟發展中失靈、失效，去管制、自由化等舉措難以激發經濟活力，無法對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的資本市場形成有效管制。從過去二三十年的歷史進程來看，西式的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沒有使發展中國家取得經濟成功，反而導致東南亞、東歐、北非等地一些國家紛紛陷入經濟危機。美利堅大學的阿米塔·阿查亞教授在其新作《美國世界秩序的終結》里指出，不僅美國霸權業已終結，美國領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也走向了終結。

經濟實力地位的下降導致美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意愿和能力明顯下降。除地緣政治競爭外，美國對遏制氣候變暖、國際減貧等推動全球性問題解決的參與和承諾明顯動力不足，對國際多邊機制的熱情明顯下降。2017年6月2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認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有損美國就業，對美國不公平，遂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決定，完全不講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國際責任，毫不掩飾美國利益至上。美國不僅對全球性的多邊協議缺乏興趣，而且對本來就是美國主導構建的小范圍多邊安排也已失去興趣。當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國際主義明顯淡化，對全球性議題和機制的熱情明顯消退。

西方國家的國內秩序并沒有因重心回歸而理得更順。相反，自2016年以來，西方政治中的“黑天鵝”事件頻發，英國公投脫歐，毫無從政經歷的特朗普贏得美國大選，法國大選極右勢力迅速崛起，這些都屬于西方政治運行正常條件下不應出現的情況。阿米塔·阿查亞指出，“特朗普的勝利讓民主名譽掃地。”  國內政治和地區秩序都出了問題。西方政治出現的“黑天鵝”事件對其社會制度敲響了警鐘。西方政治暴露的內在缺陷反映出，其對復雜現代社會的管理越來越不適應，隨之流行起來的民粹主義、“后真相時代”等思潮反映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駕馭能力的不足。

地緣政治危機頻發是國際關系變化加速的體現。近年來，中東北非等地區的一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爆發了動蕩和危機。之所以如此，很多是由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秩序所推動的政治經濟轉型造成的。一方面，西方自由主義秩序難以在當地生根；另一方面，原有的傳統秩序在轉變過程中已遭到破壞，社會失序，政治陷入混亂。外部勢力進一步在這種秩序轉變中插手干預，為了促成轉變不惜制造事端，擴大事端，這當中暴露出的破壞性遠遠大于建構性。英國脫離歐盟也不亞于一場地緣政治震蕩。它作為一個縮影暴露了歐洲在應對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等問題上存在深刻的內部分歧。

從經濟到政治，從國內到國際，失序成了西方新近討論的一個主題詞。 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主導的秩序的失范已是很多人共同的看法。國際社會需要考慮如何管理國際體系的變革，以及建立怎樣的既符合國際社會利益、又順應歷史發展趨勢的國際體系。

從一方主導的國際體系 到共商共建的全球體系

歷史表明，無論是羅馬治下的體系，還是英國治下的體系，以及美國治下的體系，都沒能真正創造和平，都是一種強權和霸權支持下的中心剝削外圍的結構。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構建世界各國共有共享的全球體系已具備條件，國際格局正從以美國為中心的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向各國共商共建的全球體系轉變。

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主旨演講中指出，“經濟全球化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和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國家人為造出來的。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經濟全球化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盡管近些年來世界遭遇了經濟危機、地區沖突、難民危機、恐怖主義等一系列問題的困擾，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動，但這些最多只能造成一些對全球化的疑慮，不足以阻擋經濟全球化的歷史車輪。事實上，問題出在了不加管制和約束的全球化，以及與全球化背道而馳的地緣政治競爭。這說明把逆全球化作為解決問題的選項不會成功，著力推動各國真正可以共享發展機遇和成果的全球化才是解決之道。

全球性的國際體系已經處在發展當中。作為討論世界經濟問題的主要平臺，二十國集團峰會在全球金融危機中產生，對把脈世界經濟問題，交流經濟政策和措施發揮了積極作用。反映全球經濟力量變化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票權重改革于2015年底正式生效，新興市場國家的份額獲得一定增加。國際社會圍繞貿易、發展援助、公共衛生、氣候變化等不同功能領域治理所建立的全球性機制，雖然離人們的希望和實際的需求還有較大差距，但每一種機制所發揮的作用仍無可替代。這些機制和平臺，包括以聯合國為中心的國際組織體系，已經構成了全球體系的基本框架。增強這些組織機制的代表性、包容性和權威性已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由于承擔全球性責任的能力有所下降，所以西方過去幾年不斷謀求構建一些經濟、政治甚至安全領域的國際小圈子。但正如TPP失敗所表明的，這種努力真正成功的例子并不多見。之前的全球化就是西方在20世紀70年代意識到局限于小圈子內部的做法已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才逐步向全球擴展推動的。世界再回到互相封閉的過去已無可能。

歐洲債務危機暴露了歐洲一體化模式的根本問題。英國脫歐更直接表達了其對歐洲一體化最新做法的不滿，區域合作面臨二戰結束以來的最大危機。不過，從構建全球體系的角度來看，區域合作危機是否也是全球化的一種逆動還難下定論。在做出脫歐決定后的英國，經常可以聽到的一句話，“英國離歐洲可能遠了，但離世界更近了”。事實上，冷戰結束后歐洲一體化所表現出來的地緣競爭意識和戰略，已為其招來了諸多內外困擾。

大國戰略博弈和區域地緣政治競爭是觀察國際格局變化，并據此對其走勢進行預判的一個窗口。勢力范圍、戰略平衡、強權邏輯等國際關系傳統思維仍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大國外交和區域形勢，地緣競爭與經濟全球化成了國際關系一對主要的張力。在新的地緣競爭中，傳統大國貌似強勢回歸，但它們對形勢和問題的駕馭能力已不如前，區域性強國也在本地區地緣政治博弈中強勢崛起。傳統大國和新興大國呈現多向復雜互動，增加了國際格局演變趨勢分析判斷的難度。不過，從理論上講，區域和全球層面多元力量的存在更證明了構建全球性體系的必要性。

順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產生了越來越廣泛的全球影響。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和產業合作為主要內容，以重大項目和園區建設為重要抓手的“一帶一路”建設，為國際社會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全球化推進方案和路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四年來，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支持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4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同中國簽署合作協議，聯合國大會、聯合國安理會等重要決議納入“一帶一路”建設內容。美國、日本等對“一帶一路”有疑慮的國家，也派代表參加了2017年5月在北京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一帶一路”“朋友圈”的不斷擴大，說明能夠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全球化是受歡迎的。

中國是全球體系構建的推動者和塑造者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創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持續時間最長的奇跡。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從改革開放之初的第十一位，躍升到了當前的第二位。2010年，中國的制造業規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從2013年到2015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量連續三年保持世界第一。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1年起連續超過美國。按照2010年美元不變價格計算，從2011—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28.6%、31.7%、32.5%、29.7%、30.0%，而美國同期則為11.8%、20.4%、15.2%、19.6%、21.9%。按國家統計局2017年1月13日發布的信息，中國2016年的經濟增速是6.7%，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3.2%，居世界首位。

中國的快速崛起引發人們對國際格局轉換的討論。當前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論調：一是位居第二的中國和世界第一的美國可以聯合，構建G2“兩國集團”；二是躍升為世界第二的中國是國際體系的挑戰者，中美會走向大國政治的悲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而事實上，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中國，正在努力開創一條國際關系的新路。

與傳統國際關系思維不同，中國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進而發展出一般意義上的新型國際關系理念。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時，提出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三個方面的內涵：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不沖突不對抗是底線，相互尊重是要求，合作共贏是核心。從大國擴展到一般意義的國際關系，上海合作組織建設所體現的“上海精神”是對新型國際關系最好的注解和踐行。合作共贏、平等互利、開放透明、不針對第三方、尊重文明多樣性、推動文明互相交流與借鑒，各成員國所秉持的這些共識產生了超越時代和地域的價值。在更大范圍上，中國發展全球伙伴關系，不謀求勢力范圍，不搞排他性、碎片化的小圈子。據不完全統計，中國已與97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關系，伙伴關系網已遍布全球。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締造新型國際關系的崇高目標和價值關懷。人類是基于文明多樣性的存在，發展至今又共同面臨一些生存性挑戰。這說明人類社會已經是一個休戚與共、安危同擔的命運共同體。在2017年的新年賀詞中，習近平主席說：“中國人歷來主張‘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中國人民不僅希望自己過得好，也希望各國人民過得好。當前，戰亂和貧困依然困擾著部分國家和地區，疾病和災害也時時侵襲著眾多的人們。我真誠希望，國際社會攜起手來，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把我們這個星球建設得更加和平、更加繁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已在國際社會產生廣泛影響。在2017年3月1日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三十四次會議上，中國代表140個國家發表《促進和保護人權，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聯合聲明。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遵循的原則，是通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

在具體操作上，中國提出了推動普惠均衡全球化的“一帶一路”倡議。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響應和支持。“一帶一路”的吸引力同樣在于它超越了國際關系的傳統思維，實行大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共同發展模式。與以往全球化只關心部分發展較為快速的國家和地區不同，“一帶一路”帶動了未能分享前一輪全球化發展機遇的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與以往國際發展路徑不同，“一帶一路”涵蓋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經驗和模式。“一帶一路”是中國首倡，但屬于世界，其覆蓋的范圍不局限于古絲綢之路走過的地方，可以成為全球合作和共同發展的方案。

中國日益成為全球智慧、全球方案的提供者。在歷次全球氣候變化談判上，中國代表團力促會議達成協議，積極配合東道國，協調各方立場。中國自己也轉向環保優先的綠色發展道路，壓產能，促轉型，減排放。在歷次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上，中國積極把脈世界經濟問題，分享自身經驗。在2015年的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習近平主席提出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發展理論，以及增強各國發展能力、改善國際發展環境、優化發展伙伴關系、健全發展協調機制的具體措施。作為G20杭州峰會的主辦國，中國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歷史上做出了“六個首次”的方案貢獻：“首次全面闡釋我國的全球經濟治理觀，首次把創新作為核心成果，首次把發展議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邊投資規則框架，首次發布氣候變化問題主席聲明，首次把綠色金融列入二十國集團議程”。

中國不只提供方案，也積極承擔力所能及的國際責任。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中國力推南南合作。在聯合國發展峰會上，中國宣布秉持義利相兼、以義為先的原則，設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首期提供20億美元，支持發展中國家落實2015年后發展議程，并免除對有關最不發達國家、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還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繼續增加對最不發達國家投資，力爭2030年達到120億美元。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積極承擔維護國際安全責任。自1990年開始參加聯合國維和行動以來，中國先后參加了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累計派出維和官兵3.5萬余人次。在索馬里海域，中國海軍已成為反海盜，保護海上通行安全的主要力量。在朝鮮半島、中東等地區熱點問題上，中國積極斡旋，努力維護地區和平與穩定。

中國日益成為國際關系正能量的提供者，在地區和全球發展遭遇寒流時，中國的道義和行動支持起到了穩定和鼓舞人心的作用。在世界面臨逆全球化威脅的背景下，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表達了中國對開放、自由的國際貿易秩序的信心，中國要推進亞太自由貿易區建設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談判，構建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絡。這種正能量，日益發揮了全球體系構建不可或缺的黏合劑的作用。

在推動全球體系構建的同時，近年來中國成功應對了周邊的地緣政治挑戰，包括日本霸占釣魚島的圖謀、南海權益爭端等，不僅捍衛了國家利益，維護了區域和國際和平，更讓一些事端挑動者的意圖昭然天下。在整個過程中，中國不僅沒有被孤立，中國的立場、主張和方案反而贏得了更多的國際支持。

（作者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陳玉剛 本文轉自《當代世界》總第4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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