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立指出，中國是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因此肩負了維持穩定、減少敵對的責任。中國人需要明白，這樣做并不是為了鄰國的利益，而恰恰是為了中國自身和中國人民倫敦政治經濟學院IDEAS研究中心負責人文安立，主要研究冷戰和當代東亞歷史。今年8月文安立出版了《焦躁不安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在英語世界廣受關注。這本書本著“真相在歷史中”的精神，試圖從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史中，找到直到今天仍在影響中國對世界態度的因素。日前，文安立接受了本網記者專訪。

　　合作比武力威脅有用

　　記者：中共十八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將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您對此如何評價？

　　文安立：我覺得這很好。我希望中國新一代領導人能夠堅持這樣去做。

　　關于對待鄰邦的外交政策，我覺得中國應該做一些調整。過去的兩年里，中國在東亞地區推行的外交政策不是非常成功，與鄧小平時期定下的總體方針相比有一定退步。鄧小平主張，中國要發展，就要團結鄰邦，而不是與它們敵對起來。我覺得這個原則非常重要。當然現在出現問題也不全是中國的錯，原因有很多，中國周圍的國家也有不少問題。但是中國是那個地區最重要的國家，因此也肩負了維持穩定、減少敵對的責任。

　　中國人需要明白，這樣做并不是為了鄰國的利益，而恰恰是為了中國自身和中國人民。如果中國在將來希望繼續發展，如同鄧小平所言，中國就必須團結鄰邦，東南亞的國家、韓國、甚至是日本。中國對它們的依賴和它們對中國的依賴一樣多。

　　如果中國要證明自己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大國，能夠管理地區事務，就該向其他已發展起來的國家學習，學習它們如何處理問題。胡蘿卜總是比大棒更管用，因此誘使其他國家和中國合作比用武力威脅有用。過去當中國很弱小的時候，緊張的局勢與自我防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需的，但是現在中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比本地區其他國家所處的地位都要高，就應該展現其合作精神與大國胸懷，這是中國目前面臨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