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殺

用“罄竹難書”形容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惡，恰如其分。

1954年3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在押日本戰犯做出了“追究犯罪處分”的決定。此后兩年時間里，700人組成的偵訊工作團分赴撫順、太原兩處戰犯管理所，對全部日本戰犯的罪行進行審查、偵訊、核實。

即便是把這一千多名戰犯的罪行簡單匯總，也足以讓人瞠目：被他們直接殺害的中國平民和戰俘有857000人，燒毀、破壞房屋78000處，掠奪糧食3700萬噸，煤炭2.22億噸……

曾經被視為“勇武”“忠勇”的行為，現在成了對良知的拷問和煎熬。一些罪孽深重的日本戰犯也覺得自己“不死不足以謝罪”，有28人向偵訊工作團遞交了處決請罪書，主動申請死刑。

藤田茂是自認必死無疑的日本戰犯之一。他在回憶錄中記錄當時的內心活動：“按《波茨坦宣言》，虐待俘虜要被處以重刑。在國際法庭的審判中，已經有1200多名日本軍官因此被處決。而我自己，僅‘秀嶺一號’作戰一戰，就殺害了86名俘虜。我明白，單憑這一點就可以判死刑。”

血債血償，于情于法都是這些日本戰犯應得的下場。但是，最高人民檢察院還是依據他們的犯罪事實和認罪態度，采取了從寬處理的原則。最初給中央匯報的公訴方案中，絕大多數日本戰犯被免于起訴，準備起訴的戰犯是105名，其中70名罪行嚴重者足以被處以極刑。

這個已經是寬大處理的公訴方案卻被中央否定了。周恩來在聽取最高人民檢察院匯報時作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不判處一個死刑，也不判一個無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極少數。起訴書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確定后才能起訴，對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訴。”

依據“不殺少判”的中央決策精神，最高人民檢察院反復斟酌縮減，最后確定的起訴人數只有45人。

1956年6月19日，審判戰犯的特別軍事法庭在沈陽開庭了，鈴木啟久第一個走上被告席。他是所有戰犯中罪行最重的一人，曾指揮制造6起屠殺慘案，每次屠殺都幾乎全村滅門，這些慘案的幸存者作為證人出庭作證，鈴木啟久當庭跪地認罪。

當年7月1日，是島村三郎走上被告席的日子。在《從中國歸來的戰犯》一書中，他寫道：“從開始悔罪時起，我等待這一天已經很久了。我希望能在法庭上以死刑的方式終結自己的人生。”

夏天悶熱的法庭中雖然預備了冰塊降溫，但島村衣服都已汗透，他全程神情嚴肅，從未動手擦去汗水。

審判長宣讀完公訴書，輪到島村三郎自我陳述，他忽然雙膝跪地，泣不成聲：“在鎮壓抗日行動中，我命令警察嚴刑拷問，刑罰無所不用其極……我無動于衷地聽著這些慘叫，甚至把這當成一種樂趣……我當年是一個魔鬼，一個不通人性的魔鬼，我殘殺了那么多善良人的兒女，卻從未落過一滴眼淚……”

二戰之后，在世界范圍對戰犯進行審判的有幾十個國際法庭、軍事法庭，庭審數千次，從來沒有過的一幕出現在了新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45名戰犯，對法庭指認的所有罪行全部承認，沒有辯解，沒有推脫。被告席上的很多戰犯痛哭流涕，當庭下跪，跪向審判席，又跪向旁聽的中國民眾。

參加旁聽的外國記者評論：“中國的審判，雖然檢察官與戰犯、受害者與戰犯、證人和法官與戰犯、審判者與被審判者各自的立場不同，但在莊嚴肅穆的法庭上，戰犯和所有人異口同聲地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暴行。這在國際審判史上絕無先例。”

到7月20日，設在沈陽和太原的兩個特別法庭，分四次對45名日本戰犯進行了宣判。出乎這些準備以死謝罪的戰犯預料的是，中國法官沒有判決一個人死刑。鈴木啟久、武部六藏、藤田茂等罪行最重者，也僅被判處20年有期徒刑，而且刑期從他們被蘇聯紅軍俘獲時便開始計算。更讓戰犯們意外的是，除此45人之外，其他戰犯全部免予起訴，先后分兩批釋放，遣送回日本。

宣判之后，被判刑的戰犯被集中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服刑改造，這里從此改稱撫順戰犯監獄。他們之中，武部六藏因為身患重病，在宣判后不久即假釋回國。另有一人在獄中病故。

到1964年3月，最后3名戰犯被提前釋放。此時，他們被新中國關押改造的時間總共有14年。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侵略中國的時間也是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