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球經濟秩序演化看G20

從G20的誕生史當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它的參與方和主要議題，也了解到它是“應對問題”的對話機制。而這一機制的歷史意義以及為什么選擇這些議題，還需要放在全球經濟秩序演化史的大背景下來看。

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于1944年建立，主要內容包括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等，同時還建立了IMF和世界銀行兩大金融機構。通過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得以確立，并形成了金字塔型的國際秩序結構。在所有國際政治經濟的交往過程中，美國都成為繞不開的重要環節。

但是，到20世紀60年代后期，布雷頓森林體系開始逐漸瓦解，而這都源于布雷頓森林體系自身無法克服的矛盾。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淀，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就是常說的“特里芬難題(Triffin Dilemma)”。另外，美聯儲制定的貨幣政策從理論和現實來講，都應反映美國自身的運營情況。但隨著美元在全球范圍的廣泛使用，必然導致一國貨幣政策獨立性與全球經濟外延性的矛盾。這些都決定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不穩定性和垮臺的必然性。與此同時，也意味著完全以美國為核心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開始松動，美國需要其他發達國家共同參與到國際政治經濟事務的管理中來，金字塔的塔尖開始被削平。

正是在這種背景之下，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法國的倡議下，西方七個最大的工業化國家（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和加拿大）成立了G7，G7是七國元首或政府首腦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問題進行磋商的機制，它在維護西方發達國家的利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該會議作為西方主要工業發達國家的首腦會議，旨在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從整體上協調共同和各自的政策，緩解內部矛盾，以維護成員國在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中的地位。但是，G7仍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全球治理機制，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沒有得到改變，只是處于塔尖的發達工業國家各自關系的自我調整。G7國際治理秩序是建立在資本——生產——消費一體化的基礎之上，發達工業國家既是資本的擁有者，也是工業品的主要生產者和消費者，而處于金字塔底的發展中國家或落后國家，則成為發達工業國家的資源提供地和產品傾銷地。這樣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是不公正不合理的，也由此造成了世界各個地區發展的不平衡。

另外，自20世紀60年代，世界性的產業轉移浪潮席卷而來，發達國家的工業體系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尤其是以東亞國家和地區為代表的新興國家。與此同時，后者也紛紛開啟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其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都得到快速提升。在這種背景下，發達國家資本——生產——消費的結構被打破，發達國家變成了資本——消費國家，而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成為了資源——生產國家。發達國家為了維持龐大的消費，只能依靠虛擬經濟不斷創造利潤，但是虛擬經濟并不能創造價值，其存在必須依附于實體生產性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虛擬經濟就會變成無根之草，最終催生泡沫經濟。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即在于此。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的資本——消費結構已經基本被打破，以美國為核心的舊的金字塔型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已經開始瓦解，面對近期的經濟衰退，發達國家已力不從心，必須借助新興國家的力量來恢復和振興全球經濟。

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之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廢墟之上建立起來的G20就是基于以上的變化而產生的，同時G20也是未來扁平結構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雛形。在這個扁平結構中，原來的發達國家已經不再獨占中心的地位，而只是世界政治經濟事務中重要的成員。新興國家也已不再是全球經濟鏈條上的附庸，已經占據重要環節。當今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仍然處于變革調整之中，發達國家希望借助G20來維持舊有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則希望以G20為歷史契機，構建全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就目前來看，G20仍然是一個過渡性的全球治理機制，雖然相較于舊有的治理機制有很大的突破，但仍未完全脫離布雷頓森林體系，因此構建新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還需更大的努力和決心。

一、G20：新型全球治理模式

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首要論壇，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該組織旨在推動已工業化的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之間就實質性問題進行開放及有建設性的討論和研究，以尋求合作并促進國際金融穩定和經濟的持續增長。

與傳統國際治理模式相比，G20表現出了許多新的特征，具體來講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權力結構從中心—外圍到平行。傳統國際秩序建立在強國基礎之上，它們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占據主導地位，與次發展國家形成一種中心—外圍的權力結構，但隨著新興國家的不斷發展，以及傳統發達國家的相對衰落，中心—外圍的權力結構已經難以為繼，世界的秩序需要新興國家的參與，并發揮重要的作用。而G20所構建的就是這樣一種平行的權力結構；二是制度和規則從單一模式發展為競爭性模式。伴隨著上述平行權力結構而來的，是國際話語權與規則制定權的分散，傳統發達國家不再是規則和制度的主導者，而轉變成重要的參與者，新興國家也能參與其中，并發出不同的聲音；三是從價值導向變為議題導向，決策機制也更加多元化、開放和包容。主要國家都可以參與到世界性事務的決策中來，西方發達國家一家獨大的局面已經不復存在。新興國家在IMF和世界銀行中權重的相應提高也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G20迅速興起的原因是冷戰結束之后，世界的多極化趨勢不斷增強，特別是日益崛起的新興經濟體在國際政治經濟事務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這樣一個多極化的世界中，由傳統強國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面臨著極大的挑戰。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高赤字、高債務、高失業嚴重困擾西方經濟，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雙速復蘇”局面日益凸顯，新興經濟體承擔著全球經濟“引擎”和“穩定器”的作用。在過去幾年中，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在全球產出的總增長中占了將近三分之二。G20作為國際對話和協商的平臺，在協調各國的危機應對政策，防止全球經濟陷入更深層次的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提振了全球經濟的信心，這也意味著G20新型全球治理機制真正走向前臺。

G20作為當今世界經濟合作的首要平臺，是推動世界從危機中走出來的主要動力。從2008年第一屆G20首腦會議召開以來，維持強勁、可持續和平衡的經濟增長就是其首要任務，各成員國紛紛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實施結構性改革，增強需求，支持全球經濟增長和恢復信心。同時改革金融系統，確保所有的金融市場、產品和參與者都受到適當的管制和監督，構筑新金融監管框架，強化全球金融安全網，在為各國經濟發展提供充足流動性的同時，降低金融系統的風險。在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強化國際合作，促進全球貿易投資，應對氣候變化挑戰等方面，G20同樣扮演著重要角色。更為重要的是，隨著G20作用的凸顯，新興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作用越來越得到認可，其地位也有了很大的提升，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推動全球經濟不斷復蘇。

G20雖然已經成為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中軸，但以它為基礎的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還遠未形成，特別是隨著世界各國從金融危機中復蘇的步伐快慢不一、利益訴求逐步分化，G20越來越難以就重大問題取得進展，“多極化”可能導致“無極化”。面對危機之后的新世界，G20需要進一步探索自己的新角色，以G20扁平結構為基礎，盡快構建新的國際秩序。

二、G20的地位和面臨的諸多挑戰

G20領導人峰會作為國際經濟合作的主要論壇和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重要平臺，它的出現和發展是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重要進展。

自20世紀60年代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以來，國際資本自由流動，產業國際轉移，一些失去競爭力的制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推動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據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展望》數據，以新興經濟體為主體的發展中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已從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30%，上升到2010年的70%，它們在全球經濟總量中占比也高達47.8%，已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導力量。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使人們認識到，單純依靠發達國家的治理機制已無法繼續有效運行，無法應對包括金融危機在內的全球性問題，這加速了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新一輪深刻變革。

盡管G20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治理和政策協調的主要平臺，并已在世界經濟發展和全球化推進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凸顯了經濟全球化的強勢與全球經濟調節的弱勢并存這一經濟治理矛盾，暴露出現有全球治理機制在應對全球性威脅和挑戰方面仍存在嚴重缺失，依然面臨諸多挑戰：全球經濟失衡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國際金融、貨幣及貿易體系改革任務艱巨，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難度加大，現有治理機制安排的代表性急需擴大、有效性亟待提高，明顯阻礙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公平、不合理因素大量存在，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嚴重不足，經濟安全問題日漸凸顯，貨幣、財政、糧食、能源、氣候等多重危機接踵而至，貿易保護主義威脅持續存在，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等。G20應聚焦上述世界經濟金融領域的重大、緊迫風險和挑戰，協調經濟政策，維護金融穩定，提振市場信心，促進經濟增長。同時要繼續推進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改革，反對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關注南北發展不平衡等問題。

世界治理需要更多國家的參與，既需要分擔各自應該承擔的責任，也應該共同享受發展的成果，而現有全球經濟治理機制還不能很好地適應世界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需要，變革已經迫在眉睫。G20未來的角色，就是要建立一個新的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充分容納和吸收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賦予它們規則制定的參與權和決策權，建立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體系和金融體系。

作為應對金融危機的產物，G20已顯示其治理危機的成效，各次峰會的順利召開也證明了平等對話的力量。全球合作協同應對危機取得的成果，凸顯了G20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聯合治理全球性問題的優勢，同時各國領導人親自參與對話也是G20效率和權威的根本保證。世界對G20充滿期待，盼望在相當長的時期，G20能成為更加有效的國際金融治理的最高級別論壇，并自覺地進行與時俱進的制度改革和創新。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